资本起舞：2007本来一切非常完美
2007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感受到了显著的价格上涨压力，中国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商品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2007年中国经济运行本来非常完美：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对外贸易、财政收入增幅均达两位数；在始于2000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0轮周期中，中国经济已经连续8年平稳较快地运行在8%—11%左右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与以往每个周期的上升阶段通常不过一两年相比，经济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然而，商品市场价格上涨压力日益广泛、强大，结构性物价上涨存在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的风险，资产市场的飞跃在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其副作用和风险也日益显现，给中国经济和社会投下了日益浓重的阴影。在商品市场，11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9%，比10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为1997年以来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堪称2007年通货膨胀的“元凶首恶”；食品、居住两项合计，贡献了CPI上涨的97.9%。
价格上涨并不仅仅局限于货物市场，资产市场价格上涨更甚。就市值而言，到2007年12月24日，沪深两市A股市值已达315931.79亿元，而2007年前三季度GDP初步核算数为166043亿元，折算相当于全年GDP为221390.67亿元，A股市值对年化GDP比例为142.70%，超过了日本、德国2006年末该项指标(分别为109.8%和56.5%)，高于发达国家130%的平均水平。在世界证交所市值增幅排行榜上，沪深两市连续遥遥领先；中国股市市值5年前不过是亚洲新兴市场第四，今天已经跃居世界第四。
就指数而言，上证综指2005年底不过1161点，2007年10月19日攀上6124.04点的历史高位，不足两年便上涨427%。上涨之快，不仅远远超过国内投资者当初的预期，甚至也超过了1985—1989年间日本泡沫经济高潮时期股指上升速度，当时日经指数同样上涨4倍左右，但花费的时间是4年。
另外一个快速上涨且规模较大的资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2004年以来，全国商品房价格年均涨幅已经连续4年超过10%，累计涨幅超过60%。其中，2007年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5%。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中国经济在2007年的表现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都源于国境之外，探索其解决之道相应也必须着眼于国际。
在商品市场，石油等大量进口的基础产品价格本来就与国际市场同步，就是多年维持净出口的粮食产品，其价格上涨也是源于国际粮食价格高涨吸引粮食出口激增，进而拉动国内食品价格上涨的，并推动CPI持续在高位徘徊。
在资产市场上，中国资产市场膨胀的直接推动力量是近乎泛滥的货币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资产。按广义货币对GDP比例衡量，中国无疑是全世界货币供给最宽松的国家。当前举世争说的“流动性过剩”，在中国体现得最为鲜明。中国货币供给的本质还是国民储蓄，但其实现的渠道却带有鲜明的外部输入特征。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外汇占款就已经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近年来，这一特征有增无减。在2005年、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分别高达1020亿美元和1775亿美元，2007年前10个月又上升到2126亿美元的背景下，中国资产市场狂飙突进，实不足为奇。
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推动资产市场一定程度的膨胀是合理的，因为此举不仅能够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而且能够大幅度提高中国资产和居民收入的名义水平，避免外国廉价收购中国货物、服务和优质资产，甚至直接使得中国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市场上转守为攻。曾几何时，中国金融机构还仅仅是西方同行收购股权的对象；短短两年之内，中信证券（,行情,收购贝尔斯登、平安收购富通两笔交易便震动了西方主流金融界，更不用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新兴市场的一系列收购行动了。然而，自从证券市场问世以来，贪婪推动股市跃上惊人的高度，然后难乎为继而发生价格雪崩，这样的“好戏”已经演出过无数次，中国的这一轮牛市也未必没有这样的风险。尽管中国的贸易顺差明年还不至于逆转，美联储为应对次级按揭危机而启动降息周期，更有加剧世界流动性过剩之效，这些对中国资产市场都是支持因素；但回顾历史，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贸易收支始终是顺差，日本的货币供给始终极度宽松，但日本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仍然萎靡不振足足10年之久。有鉴于此，我们不宜过分乐观，甚至努力把资产市场推向更加不可持续的高度，而应当多考虑如何推动资产市场软着陆。
即使不考虑遭遇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风险，资产市场飞速膨胀的其它副作用我们也万不可掉以轻心。这种副作用首先表现在损害民生和收入分配平等。涉及基本民生需求的房地产市场自不待言，千百万房奴的呼声和在沉重压力下趋向扭曲的心理已经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形成了潜在威胁；股市的膨胀也在加剧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财产性收入”，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对资产市场恶化收入分配的效果视而不见。
资产市场飞速膨胀的副作用还体现在损害实质经济部门投资。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一样，越来越多的居民个人和实质经济部门企业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资产市场，不少大企业财务报表上股市和房地产投资收益超过了其主业收益，一些规模不小的制造业企业经营重心日益向房地产转移，这种现象在中小企业中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中小企业主干脆关闭了公司，一心炒股、炒房。无论一个经济体如何演变发展，其最终基础也只能是制造业等实质经济部门。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小国其GDP构成中第三产业甚至金融服务之类虚拟经济部门完全有可能占到80%－90%以上的比重，但其经济必定是建立在其它国家的实质经济部门之上。一个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拥有全世界1／4人口的大国，则完全不可能指望建立那样的经济结构。我们尤其需要时刻牢记，中国还是一个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基础还很薄弱的国家，我们的实质经济部门基础在好些关键方面还不如当年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而我们全民追逐资产投资收益的热情在好些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资产市场牛市未来走向不可避免的终结之时，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下场？
国际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化的解决思路。中国的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外，反过来又会加剧外部世界的通货膨胀压力；对片面指责中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某些西方舆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就抑制世界性通货膨胀开展政策协调。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操作，多半无法解决带有浓烈外部输入特征的问题，即使解决了也必定成本过高。对于缓解食品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除了已经采取的取消粮食产品出口退税之外，还可以从督促落实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第十二条、推进海外农业开发两个方面做些工作。对于启动内需和避免出口急剧下滑，中国需要和贸易伙伴开展更加深入的经济政策协调。
2007年12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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